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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朗 钢琴家的平凡

郎朗是个很真的人,像获得了内心的终极自由,他真的享受着,真的喜悦着,也真的说他做的,做他说的。好友低音提琴演奏家埃德加·梅耶说:“郎朗内心住着一个小男孩,对这世界他总有纯真的感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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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朗的晚餐从十一点开始。每天傍晚六七点钟,寻常人家正在吃饭,郎朗在音乐厅的休息室小憩,等待上场。他习惯带一点饥饿感上台,这样琴速和灵活度会更好,弹起来更有激情。“有一次吃多了,上台就开始打嗝,还使不上劲儿”,于是他得出结论“,人生不能太满足,一满足就完蛋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钢琴热,他是极个别获得世界级成功的。成为钢琴家后的时间,他的生活仅围绕飞机、旅馆和音乐厅,像旋风一般。从奥斯卡颁奖礼到界杯开幕式,从伦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,他的生活早已超出童年的梦想。有人说,郎朗弹奏的不是钢琴,是 80后的传奇。

从未有过的十五个月
音乐会开始前,郎朗习惯把地上的垃圾捡干净,对他来说这预示着一场完美的演出。有那么几年,他一年中有一百几十场演出,每天飞到另一座城市。一天洛杉矶,一天旧金山,一天圣地亚哥,他说自己是坐飞机上班的人,和常人挤地铁是一样的。直到去年,练琴造成他左臂腱鞘炎,郎朗告别舞台十五个月。

对一位钢琴家来说,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。他开始每天早起,跑步一小时,看过去没时间细看的书,巴尔扎克或是大仲马,做一些“不用去设计的事”。大概从17 岁开始,郎朗的生活过得像流程表,几点到几点,做什么事,见哪些人,都是设计好的。现在他可以六点钟吃个饭,不用想音乐会了。

那几年每到一座城市,无所谓看风景,他的任务线很简单:要把这座城市拿下。临下飞机前,迷信般地用指尖朝向头顶的阅读灯,点十下。诸如此类还有,每次从家出发,在自己钢琴的 Middle C 键弹十下,嗒嗒嗒嗒嗒……音乐会的日子要选六号、八号、十六号、十八号,四号绝对不弹。

后来他渐渐忘记了。上台了才想起来,“呀,忘点十下了,可最后弹得也挺好。”被遗忘的还有学生时代的习惯,他固定去 256 号琴房,254 号不去,去了也不弹。专攻比赛的少年期,他对数字尤为敏感 :一太狂妄,二略差,三、四总被刷,五非常好,六没问题,七 OK,八挺好,九总是差那么一点点,没有十好。

这是第一次郎朗觉得,让生活慢下来也挺好。不弹琴的时候手痒,他当然会痒,一个德国医生把他的手绑上了,足足绑了一个月。让他尝试用腰部发力弹琴,减轻肩臂的压力。医生手按在他腰椎第四节,“Feel here !”“I feelnothing”,郎朗说。在家和亲友嗑瓜子聊天他们说了好多方法,泡苏打水,泡咸盐水,就泡红酒了。

这一年郎朗没有闲着,他依然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开季音乐节上演奏,他 14 岁的学生充当他的左手。他尝试了脱口秀,然后留下段子。李诞说,郎朗太可爱了,这东北大哥,说自己近视,没法戴眼镜,“我戴眼镜,一场演出不得甩丢十副啊?”说姚明手大,“他那大手,一般人手跨八度,他能跨十六度,能弹巨型钢琴。”

他跑步消耗卡路里,以替代音乐会。“一场音乐会两小时,三四百卡绝对有,我那种弹法儿,全身心在弹,很累的。”随即想起一个美国法官的故事,“他叫肯尼迪,前两天刚退休。看完我的音乐会说,以后我批文件也这么批。”说着右手一挥,划出一个圆熟的弧,像他一贯的姿态,“还说以后拿锤子敲的时候,也来这么一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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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爱丽丝也致小朋友
古典音乐界用“归来”一词,形容郎朗的复出,他的伤痛痊愈了。波士顿交响乐团团长马克 ·沃尔普说,“每个人都需要郎朗回来,带着他独一无二的风格,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。”郎朗又要在城市游走了,在飞机上看完《水形物语》,他问亚历山大· 迪斯普拉特,“你在配乐里用了什么乐器?我听不出来。”迪斯普拉特说,是他自己吹的口哨。

郎朗的巡演将持续到十二月,卢塞恩、阿姆斯特丹、亚特兰大、名古屋……一共十六座城市。他是一个不挑剔酒店的钢琴家,“一般来说,我都困得跟什么似的,在地上都能睡,沙发上也能睡,我的适应力很强。”在美国小镇亚利桑那州,一个传说中有飞碟的地方,他住在主办者的家里。早上房东的儿子给他煎了两个鸡蛋,很有家庭氛围。

他总在全世界飞,一直有最亲的人陪在身边,就是妈妈。有一次弹完音乐会找不到妈妈,她在小包厢倒时差睡着了。醒来问:“人怎么都没了呢?”郎朗说我弹完了。小时候来北京上学,她在沈阳做后盾,爸爸买的菜都是菜市场搓堆儿的,炒得味同嚼蜡。他想念妈妈的东北菜,锅包肉、小鸡炖蘑菇、韭菜盒子、土豆炖豆角。

最想吃东北酸菜做的饺子,在异国他乡遍寻不着。一场音乐会弹完,如果吃一顿不舒服的菜,郎朗会觉得憋屈。“我都累成这样了,饿成这样了,就吃一汉堡?这可难受了。”小泽征尔给他讲六十年代的事,音乐会后他想吃鲷鱼烧,对着一大本黄页,一页一页地翻,终于找到一家过去一看,竟然是俄罗斯菜。

小泽征尔的经纪人说 :“你们这一代人还是幸福的。”郎朗也在俄国找过东北菜,天寒地冻的隆冬,火车上的俄国大兵抽着烟,个个愁眉苦脸,像欠他百万巨债。一落地他就问,有中国餐馆吗?他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有东北人开的东北餐馆。一路杀过去,吃了闭门羹,老板贴了通知说,天儿太冷了,回东北过年。他看了看店招上画的东北二人转,愤愤不平“,居然有比东北更冷的地方。”

西方人认为亚洲人含蓄,有人问郎朗,“你一个 Chinese,怎么那么爱说话啊?”郎朗笑着问:“你知道东北 Chinese 吗?”其实不在于城市,在于郎朗就是这样的人。曾经人们对艺术家的印象都是—梳着音乐家的头,说着让人听不明白的话。打招呼从来不用手,只微微地点头。郎朗直白地说 :“我觉得这不太接地气,不太真实。说话就说话,为什么要端着呢?”

就在暂别舞台之前,他结束了与索尼古典唱片的合作,签约环球音乐。他录制了新公司的第一张唱片《钢琴书》。选不同国家耳熟能详的曲子,如《茉莉花》《阿里郎》。也包括大家了解的古典曲目《少女的祈祷》《致爱丽丝》,小朋友启蒙用的练习曲《卡莱门第》、库劳的《小奏鸣曲》。

一直在做钢琴教育的郎朗说,很多练习曲想找大师演奏,但是大师都不录,“作为钢琴家,我也一直在做钢琴教育。孩子们需要知道怎么弹这些作品,这次我给他们弹了。我很高兴的是,不管我做什么,录怎样的专辑,古典音乐圈和非古典圈的人,他们都能接受。”

《时装男士》对话郎朗
时装男士:莫扎特《一闪一闪小星星》,钢琴家弹奏起来会有所不同吗?
郎朗:我也录了。会弹得很自然,但处理得很仔细。每首曲子都是一个生命,有的生命长点,有的生命短点,但它都是一个生命。所以你不可能让它简简单单活一辈子,就是再简单的生命,它也是有故事的。

时装男士:手伤恢复期间,获得的最大启示是什么?
郎朗:我充分感觉我“老”了,已经35岁了,以前受伤最多三周,这次太漫长,有时候经常做噩梦。过去我一直放不下音乐会的节奏,现在发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先前是想都不想,马上就做,跟国外经纪公司打交道,我看到信息的第二秒钟就回复。现在我会慢,第二天在想,这是人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。

时装男士:在哪座城市里,你的朋友更多一些?
郎朗:北京,纽约,深圳。我的钢琴学校在深圳。
时装男士:你被航班延误困扰过吗?
郎朗:如果演出第二天延误了,你身体状态不好,肯定会烦,但总比出事好吧,得往大局上想。我该干嘛干嘛,看谱、打电话、检查日程,太多事可以做。我也喜欢飞机上没有Wifi,还能睡个觉,补看电影。

时装男士:钢琴家看电影的关注点,会和我们不同吗?
郎朗:会太受听觉的影响。我一听到好听的音乐,哎哎这个电影好!实际电影可能不怎么好,但是这个音乐好。或者听着听着,少写个和弦?什么呀这是?我肯定会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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